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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中国县域代驾平台的数字化跟踪和观察，本研究尝试在主流平台化和“另类平台化”的研究脉络之外，提出数字平台发展的第三条路径——“在地平台化”。调查发现，地方小平台通过简化、创新既有的平台技术系统，关联起了地方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并在劳动组织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动员、征用、改造在地的社会与文化资源，实现了自身的竞争优势转化。这种发展模式既不强调与资本、技术和政府力量的紧密连接，也未复制西方语境下的技术自治和共享模式，而是依托地方性的社会关系生发出“第三条路”。作为一项多方力量协商、杂糅的发展模式，“在地平台化”实现了对既有平台化研究模式的拓展与补充。
夜幕降临，曹县的夏日夜生活悄然展开。街头直播、广场舞、外卖骑手与各色小吃、店铺混杂交织在一起，让这座以服饰、木材著称的电商小城充满活力。晚上9点左右，代驾师傅开始零星出现在我们住的酒店门口和附近街巷。他们骑着电动车，穿着带有交通反光条的背心，在门口聚集。一会儿的工夫，其中一个师傅接到了订单。他掐掉烟，把电动车麻利地折叠、放进汽车后备箱，接上喝得春风满面的老板开车离开，留下其他代驾员继续闲聊等单：
（曹县）这里有很多（代驾）平台，（像）七个六、久久代驾、老兵代驾、小蜜蜂、高德、滴滴、e代驾，还有一些更小的……都能活。竞争也很激烈。最多的时候，大约有十六七个。其中七个六（代驾平台）规模最大，电线，很容易记住。大平台反而干不过小的。这些地方代驾的小平台，价格亲民，大部分是一口价，没啥保障，也不交税，有一小撮人就能干起来。
代驾是近些年平台经济催生的又一个新的零工就业场景。随着“夜经济”不断繁荣和酒驾查处日趋严格，我国代驾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有调研发现，2022年以来，我国代驾市场规模超210.4亿元，用户人数超1.66亿（华经产业研究院，2024）。在与其中一个平台的业务负责人聊天时，他十分感慨地提到地方小型代驾平台的强劲韧性。即便有大型商业平台的外来冲击，一些本土小平台依然可以顽强生存。事实上，我们发现这样的平台本土生态不仅存在于代驾行业，也广泛分布在电商、直播、网约车、外卖配送等领域。我国二三线城市或者县域，甚至一些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有趣且多元的“小平台”运作模式。
“多平台共生”的场景，一方面归功于近些年平台经济在县乡地区的快速下沉，另一方面，这样的平台生态也展现出一组矛盾：为什么在平台资本垄断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地方小平台仍旧能不断增多且繁荣发展？如果垄断是平台资本的DNA（Srnicek，2017：58-64），那么这些地方小平台是如何做到“虎口夺食”的？相较于主流商业大平台，他们的存在与实践模式有哪些特点？
在平台化（platformization）日益成为学界讨论焦点的当下，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一个“学术盲点”，那就是我国乃至全球的平台研究图景想象过于依赖头部、大型、商业化的平台（孙萍，2024），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地方的、情境化的场景输出和运作模式。尤其是当学界普遍给予“平台经济”自上而下的、由技术和资本裹挟而成的默会定义后，对“平台化”这个概念的定义、组成和层次分析变得尤其值得讨论。换句话说，一些我们在研究平台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如数据化、智能化、算法化等，它们的展开与铺陈是否是平台化过程的主流或唯一逻辑？资本和技术是否是助推平台经济快速扩张的核心机制？平台化过程是否有别的行动者和参与元素，如果有的话它们是什么？
重新探讨“平台化”的思考，来源于我们过去几年对中国县乡地区平台零工经济的持续观察与追踪。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我国一些本土平台的发展模式与既往研究凸显“技术-资本-国家”的结构框架并不相同。在这些地方平台的发展过程中，他们有效地利用了既有大平台所建构的生态系统来实现自我的立足和“栖居”，同时依靠自身的在地优势，建立了不同于大型商业平台的技术系统和劳动组织模式，以此实现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的生存发展。通过对我国地方代驾平台的调查和分析，本文尝试提出“在地平台化”的概念，作为对既有平台化研究模式的补足和思考。“在地平台化”既作为过程，又作为结果，它的存续展现了数字平台如何与更广泛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交错协商的过程。在中国互联网平台持续下沉的语境下，平台化的研究需要更加关注平台与在地的生产、劳动与社会关系的深度互嵌。
顾名思义，平台化指代一个过程，它既是一种观念生产，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只是当下的平台研究更多关注具体的数字平台本身，少有研究关注其作为一种异质复合体进行组织化或技术化发展的脉络。如果将平台化研究作为一项观念生产，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当下平台化研究的两大话语框架：一个旨在阐释“平台化”如何在技术、资本、政府三个维度的力量主导下铺展生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资本垄断、技术监控、国家话语相融合的生态图谱；另一个则试图跳脱一种基于宏观、主流元素阐释的论述体系，而是更多地关注资本、权力之外的平台发展模式，强调共享、自治和去中心的社群连接与技术韧性体系。
在第一个话语框架下，平台化指代各企业在技术、资本、政府等对象的支持九游娱乐文化 九游app官方入口下搭建技术和组织架构，并逐渐扩展、嵌入和整合到社会生产和生活各个方面的过程。首先，从技术层面看，平台化是建构可编程的数字体系结构的过程（van Dijck，Poell & de Waal，2018：4），如平台如何依赖技术基础设施，构建以APIs（应用程序接口）和 SDKs（软件开发包）为核心资源的开放式技术架构（van der Vlist，Helmond，2021）。在平台化的过程中，技术作为核心支柱，帮助企业搭建了连接资本、商业体以及个体参与者的关联网络（孙萍，2023）。而与此同时，技术不仅仅是一个中介工具，更成为规范和管理的重要手段，如大量的平台劳动研究阐释了数字平台如何通过数据、算法和AI等技术手段，对劳动者的行为进行精确监控和引导（罗毕·瓦林等，2021；孙萍，2019；姚建华，2021），以此实现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管理。
其次，资本化和金融化成为助推平台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范·迪克等（2018：9）将平台界定为特殊的“技术-商业”架构。数字平台本是高度全球化、资本化和金融化的产物，它们从诞生之初就镶嵌在国际投资银行、风险资本或其他外国资本构成的全球网络中（Jia & Winseck，2018）。在我国，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首的大型平台企业在各个细分领域加快投资，开启资本圈地竞赛（王维佳，周弘，2021），它们通过自身的架构优势对小平台实行控制甚至直接吞并，在股权投资关系上互为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形成了控制与依赖紧密维系的“嵌套型层级结构”（谢富胜，吴越，王生升，2019）。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全球量化宽松和金融资本流动，加剧了互联网平台的投资和吞并速度，进一步帮助大平台赢得主导权，带来了市场的集中甚至垄断的趋势（齐昊，李钟瑾，2021）。
此外，在中国语境下，政府的推动力也是平台化发展路径中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2015年，马化腾在两会期间提出的“互联网+”发展战略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平台企业的发展蓝图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话语，互联网企业的“平台化”发展进一步获得合法性与政治基础（王维佳，周弘，2021；赵军，杨克岩，2016）。在政府积极正面的战略支撑和信息主权的规制下，平台化的推进与国家政策紧密结合。比如，快手将其草根属性与国家的“互联网+”和“双创”等政策相结合，借助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铺设自身的发展基础（Lin & de Kloet，2019）。阿里巴巴等大型平台企业借助国家数字基建，以国家科技民族主义为情感纽带完成新一轮扩张（管泽旭，张琳，2020）。这种平台-国家合作模式，不仅巩固了平台的地位，也反映了国家力量与平台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
技术、资本和国家相融合的平台化发展框架，逐步成为学界分析和研究平台的主流路径，而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学者提出的“另类平台化”研究路径。这类研究主张跳出主流想象，转向探究公共性的平台合作主义（Platform Cooperativism）、世界地方主义（Cosmolocalism）、数字公地（Digital commons）等更具建设性的数字化场景，从而与主流框架形成互补和对照。如“平台合作主义”强调通过共同所有权和集体管理实现劳动者的权利保障与利益分配，把剩余价值分配给平台参与者，保护工人免受剥削（Benkler，2006：59-90；Scholz，2016：435；高岭，唐瑜，林传学，2024）。目前，“平台合作主义”已发展了十余年，基于此种理念的平台组织不断涌现，包括图库平台Stocksy、零工平台Loconomics等去资本、去商业化和去中心的平台合作组织（高岭，唐瑜，林传学，2024；孙萍，邱林川，于海青，2021）。
“世界地方主义”强调在生产和消费领域，用全球化网络关系连接地方社区以实现交互共享（Manzini，2015：202），从而建立以共识、创新、平等和自由为前提的全球-地方关系（Bauwens ＆ Pazaitis，2019）。强调由人类共同控制数字资源的“数字公地”（Fuchs，2021）也是反垄断、反资本压榨的重要平台化路径，它强调信息和资源技术的共享、共建（Benkler，2002：369），是独立于商品交换市场和政府行政指令之外的一种组织形式（De Rosnay & Stalder，2020）。
以上两种分析框架为我们分析当下中国的平台化提供了重要基础。总体而言，平台化作为一种观念和实践，既体现了全球化的扩张逻辑，也彰显了地方化的多样性。回到中国的语境下，大型平台资本与小型地方平台实现“共生”的逻辑，似乎正存在于两种分析框架的交叠之处。我们发现，中国地方小平台的发展与西方语境下的另类平台化不同，它并没有完全突破劳资对立的框架，甚至依然带有强烈的资本和商业逻辑，但是它的运营和组织模式的确有着在地化的独特样貌和关系呈现，这也正是本文想要重点呈现的面向所在。在过去几年，我们对中国县乡社会的平台零工经济进行了追踪调查，并观察到本土、在地小平台的蓬勃发展，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将以代驾平台为例，试图阐释和呈现“地方平台”化的过程和逻辑。
中国县域大小平台的共生与竞争模式提醒我们，要打破对于平台化进程的单一想象。正如卡尔·波兰尼所揭示的，不能将一种经济或商业现象看作理所当然，而应该从根本上分析这一经济体所嵌含的社会、宗教、文化与政治生态（波兰尼，1994/2020：45-68）。回到代驾平台的发展本身，我们更应该看到在地的社会生态系统如何通过本土的、情境化的关系交流网络支撑地方小平台的发展。
我们如何理解这种在地化？地方本身有超越其空间范围的社会意义，可以视为由地方、空间、社会组合而成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Harvey，1989：45），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空间构建了地方社会运行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性”。地方性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由历史、文化、交流方式、意识形态等随着时间的流逝积累而成（Cresswell， 2009）。Massey（1993/2012：60-70）认为地方特性会在特定的地方空间通过“权力几何”（power-geometry）的内外流动，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下得到整合。所以，在这一层意义上，地方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在空间上的封闭，而是可以依据具体的情况改变、扩展和转换（盛晓明，2000）。
面对技术进步、社会转型的冲击，乡土社会的在地性表现——人情与关系——依旧有着极为坚韧的力量（贺雪峰，2013：16-17）。这种社会韧性被杨善华和孙飞宇（2015）称为“社会底蕴”，它指在历史变迁中，中国社会自发保存的那些具备相对稳定特征的“恒常”。深具传统特性的社会底蕴并非以一种消极对抗的形式出现，而是不断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并由此生发出建设性和包容性的面貌（罗必良，耿鹏鹏，2022；郑庆杰，郭凌羽，2023；郭伟和，张鑫鑫，2024）。换句话说，传统的地方社会、乡土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同技术、市场和经济模式密切互动、不断生成的（宋周莺，刘卫东，2013；安同良，杨晨，2020；潘彪，黄征学，2022）。
本文所选取的案例——代驾平台，是具有地方性特色的经济业态，换句话说，它是从地方社会的生产消费环境中生长出来的。随着我国法律对于酒驾醉驾查处力度的加强，“喝酒不开车”已成为社会共识。而与此同时，传统的酒桌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强劲存在使在地的代驾服务成为一种刚性需求。也是因此，在过去十多年间，代驾成为深度嵌入地方社会需求的重要领域。在此过程中，一些地方小平台看见了技术进步带来的市场转型机遇，它们利用自身灵活、快速、周转性强的运作特点，与全国性代驾平台在本地市场展开了激烈角逐。
既往研究证明，数字经济在下沉发展的过程中，会与地方社会的乡土人情不断互动，从而生产出一系列在地化竞争和发展策略。例如，关系和人情成为平台经济下沉中重建在地团结的重要资源。沙垚和李倩楠（2022）在对乡村直播的调研中发现，地方政府、小资本与民间社会在平台资本的外部压力下会被迫重新团结起来，以保持自身的韧性和活力。罗胤斌和刘少杰（2024）基于对山东曹县D镇服装电商产业的调研，认为“乡村感性秩序”——在地行动者将市场规则嵌入地方社会构建的“利益”、“权力”和“道义”三重秩序——成为实现乡村电商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既往诸多研究还发现，在地熟人网络为数字平台招募劳动力（孙萍，刘姿君，王从健，2024）、组织劳动分工（薛洲，耿献辉，2018）、协商社会矛盾（曾昕，龙耘，2024）提供了重要基础。
所以，回到代驾的场景中可以发现，这与地方社群、圈子、酒局深刻关联的经济模式在平台化的过程中，会展现出独具特色的地方性。本文期待沿着平台经济下沉的脉络，探讨地方性的“社会底蕴”如何嵌入平台化进程中并与其他生产要素发生反应。具体而言，即不具备资金、技术优势的地方小平台，如何实现与全国性大平台资本的较量与抗衡？地方小平台在其技术系统搭建、劳动过程控制、服务场景塑造以及市场规划过程中如何体现其韧性？我们相信，这些问题对于反思当前基于主流平台所想象的平台资本主义发展路径和平台化发生图景确有着补充与拓展的价值。
代驾平台指通过互联网或移动应用程序连接代驾司机和用户的服务模式，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有代理驾驶需求的用户提供服务。从2017年到2021年，我国汽车代驾行业市场规模从155.84亿元增长到254.25亿元，代驾司机人数从62.8万人上涨到73.9万人，代驾作为一种新的就业形态在我国发展迅速（华经产业研究，2022）。代驾行业经过初期的快速发展后，目前逐步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市场格局从最初的“百家争鸣”到逐渐集中，形成了滴滴、e代驾、高德三家企业主导，各区域小型代驾平台“分封割据”的局面。地方性的小代驾平台依托市域、县域乃至乡镇的本地资源和人际网络，通过地方实践展现了发展的活力与独特的市场竞争力。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2022年3月到2024年11月对代驾平台业态的持续追踪和调查。作为一项在过去10年飞速发展的平台业务生态，代驾平台的业务布局充分展现了“大平台”和“小平台”的多元竞争格局。为了能够更加全面地搜集大小代驾平台的数据，本文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力图通过多点多地的延续式调查，结合所在调研地的地方特色，重点对平台运营者和代驾师傅进行观察和访谈。为此，三位作者所在的调研小组走访了广东广州、云南昆明、山东菏泽、福建泉州等地的十余家代驾平台公司，其中既包括在当下全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大平台，也包括十余家以在地经营为主的小型平台。其中，大型平台的代驾零工规模在几十万或百万以上，小型平台的零工就业人数则在20~5000人不等。
每到一处，我们采用在当地“租车叫代驾”的田野调查模式来熟悉不同代驾平台的运营情况。租车叫代驾可以帮助我们以顾客的身份，更加自然地与代驾员沟通交流，为推进后期可能的深度访谈做准备。在过去的3年中，通过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方式，调查小组共采访了超过40名代驾员。访谈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关注了他们的劳动状况、对代驾这份工作及平台的认知。
同时在此过程中，我们通过公开调研与私人关系的沟通，得以走访多家代驾平台公司的运营点，并对其中4家平台的主要业务负责人或分公司的业务负责人进行了深度访谈，重点了解它们在当地的业务发展历史、运行模式，以及对代驾员的组织与管理。针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对于不同类别代驾平台的座谈或者访谈的重点，也主要围绕在地性、情境化的具体情况展开，如公司开展业务时如何面对在技术研发、组织代驾师傅、广告地推等层面的一系列问题。这些访谈大部分录音和文字转录，对于部分平台企业认为较为敏感的信息，调研小组采用了笔记记录的方式。出于学术伦理的考量，本文对所有平台和代驾受访者采取了匿名化处理。
平台化技术系统的搭建是代驾平台实现商业化运营的关键一步。如果说全国大型平台的扩张逻辑是数字化的“跑马圈地”和分包逻辑（Harrison，2021），那么地方小平台的技术搭建过程则更加简单直白——对于既有技术生态的复制与简化成为它们在地化运营的关键策略。
在当下的代驾行业中，全国性平台D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占领代驾市场，得益于其完善的平台技术体系。在这套体系架构内，平台D既能充分借助网约车业务的流量在交通出行领域建立起绝对统治地位，又能依靠其丰富的数字服务业态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张笑辰，汪建华，2024）。也是因此，全国性代驾平台的数字运作模式成为地方平台的教科书。面对大平台的复杂技术体系、强大资本支撑和巨大市场覆盖力，地方性平台无法进行复制，而是采取了“生态依附”的策略来拓展自身业务。例如，一些小平台会选择依托已有的平台技术系统进行简化创业。
以Y平台为例，作为福建泉州本地的代驾平台，它在初期并未选择直接开发独立的APP，而是“依附”微信公众号灵活且高效地实现了客户与司机之间的需求匹配：用户只需在“公众号发个定位和手机号即可下单”。根据运营负责人的说法，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平台开发的技术成本，也能使平台触及最广泛的线下客户，同时，用户不用下载APP，实现了业务端“不打扰”、“不麻烦”的便利优势（喻国明，郭超凯，2017）。而随着后续业务的发展和消费者的增多，小平台开始尝试开辟新的端口建设，如独立的小程序或APP应用。在这个过程中，它既会复制成熟平台的界面系统，也会根据自身需要来改造、简化数字页面。与大平台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的技术投资和维护不同，小平台采用“极简风”实现降维打击，技术研发成本极低，一般在几十万或者十几万，也很少更新，因此维护成本极低。
技术运营和维护成本的差异显著影响了平台的抽成模式。例如，Y平台通过依附既有的社交媒体生态，相较于全国性代驾平台节省了大量成本，因此在订单价格上凸显了优势。它的运营模式是每单抽取5元，无论行驶远近；而大平台每单抽成则在总单价的20%~30%。小平台的低价模式不仅惠及顾客，也惠及代驾司机，这保持住了客户和司机群体的平台使用黏性，实现了小平台持续运行的需求动力。
在推广方面，小平台会靠着低价策略和多样化的营销方式拓展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这些平台与KTV、酒店、大排档等娱乐场所达成合作，为其免费提供印有平台标识、联系电话和二维码的骰子、纸巾、酒桌游戏卡牌、开瓶器等物料。这些“友情赠品”实则是精心布下的“流量入口”。此外，地方平台还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手机短信等最简单直白的方式给用户发放优惠券。在访谈某全国代驾平台的业务负责人时，他不禁感慨道：“你到了地界，手机就会给你发一条Y平台的优惠券信息。甚至可以做到精准的用户投放，给有车的、三四十岁的白领精准投放代驾优惠券。”
当然，大平台和小平台之间也并不完全隔离，而是存在着或正规或灰色的技术沟通渠道。地方平台除了对复杂技术系统进行“降维打击”之外，也通过不断创新来应对大平台的竞争压力。比如，小平台M曾研发了“一键叫代驾”的功能，用户只需在后台点一下屏幕，无需其他操作，平台便会分配代驾师傅前来联系。这一功能简洁、易用，后来被其他平台迅速模仿吸收，也成为大平台的重点技术推广。当小平台成为大平台优化发展的测试场和数据收集点，这种微妙的关系让中小创业者不免产生“一旦自己开发出什么有创意的产品，就会被模仿”的担忧（Stone & Chen，2017）。
延续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脉络，地方性平台通过复制与简化大型平台的功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找到了自己的生存路径，与既往学者所论证的“山寨文化”发展模式（Wallis & Qiu，2012；Keane & Zhao，2012）不谋而合。对于平台技术系统的融合、降维、在地创新，成为地方平台不断提升竞争力和实现优势转化的基础。尽管在资本和技术兼并日渐频繁的平台竞争中，小平台会成为大平台技术优化的“试验场”而被吸取养分甚至吞噬，但它们也通过创新推动了整个行业的技术进步。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中，地方性平台逐步发展出独特的商业模式，成为大平台垄断体系中的有力挑战者和补充者。
地方代驾平台如何开启自身的组织化？与大平台自上而下的快速规模化、数字化的脉络不同，小的代驾平台在创立伊始，就重点依靠在地的人情与关系。S平台是云南昆明下辖县的一个小型代驾公司，负责人表示，“最开始，就是租一辆小面包，拉着几个熟悉的哥们，跑着酒店找活。接单靠微信或者电话，谁有活了，就送过去，完了再拉回来。……县城不大。一开始一辆面包车，后来两辆”。参与其中的代驾师傅，既有这位负责人熟悉的朋友，也有这些朋友向外扩散的社会关系，如亲戚、邻居等。
这种相对宽松的劳动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劳动者个体身份特征的抹除（孙萍，李云帆，吴俊燊，2022），它保留了劳动者在地化的社会身份，从而使其在劳动参与过程中能够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例如，地方平台往往没有自己的线上付款系统，也不会提供垫付业务（部分客户延迟付款或拒付代驾费用时，一些平台会先行支付代驾师傅费用，后续再对接客户收款），因此代驾师傅需要在订单完成后自行向客户提出付款要求。但由于大部分找代驾的顾客往往处于酒后甚至醉酒状态，使现场付款变得困难。这种情况下，代驾师傅本地身份变得十分关键。为了得到报酬，代驾师傅往往会通过“讲方言”、“扮演弱势”、“都是老乡”等拉近关系的方式，让乘客“不好意思不付钱”。地方熟人社会对于脸面的维系需求使得乘客很少赖单：“我们这里是小地方，都是熟人，低头不见抬头见”。这种熟人关系和脸面伦理的存留使得地方平台组织模式的不完整和风险得到一定补足。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代驾师傅们没有周旋的余地。如上文所说，地方平台组织模式的简约化降低了它对代驾师傅劳动控制的精细度，因为它并不依赖人工智能技术作为一种新的权力装置来监控劳动者（丁未，2021）。也正是因此，代驾师傅们有机会利用系统漏洞来挖掘灰色空间，实现“弱者的反抗”。例如，由于小平台的系统对于外挂的检测和阻拦能力十分有限，所以一些兼职的代驾师傅为了完成上线时长的要求，会利用虚拟定位软件将自己的位置定位在山区，“这样周围就没有单进来了，也能完成上线时长的要求”。同样，虚拟定位软件也可以用来抢单。这些在大平台就很难做到，因为“大平台管得很严的，他们算法很厉害，能查到”。有些司机还会利用平台没有算法地图和跨区额外收费的规则来赚点灰色收入：“Y平台是没有路线设定的，都是司机自己导航，有的乘客喝得不省人事了，你绕点路，跨区了，那肯定就赚了嘛。”代驾师傅通过“技术逃逸”实现了对地方平台规制的脱离与越轨，在劳动感知上获得了一定的劳动自主性和自由度，也正是因为这种劳动感知的存在，代驾师傅们对于小型代驾平台的控制感知并不强，愿意持续在上面找订单。
秉持“存活优先”的观念，地方平台通过在地关系、人情和熟人社会，深度嵌入代驾平台的市场竞争，这些小平台在留下一些技术缝隙的同时，也给予劳动者发挥自身能动性和自由度的空间。对比主流平台对于数据的收集与积累和越来越复杂、不断升级的平台算法控制时，我们不得不反思地方平台化的进程，这种去系统化、嵌入且依托地方社会肌理的运行模式带给我们对于平台化新的认知——一种非技术中心的进路，同时接合了地方社会关系和劳动者主体性的组织形式开始涌现。
如果说“地方性”的基础是社会关系，那么地方平台则是充分利用社会关系实现市场竞争优势转化的范例。从业务发展的角度讲，“叫代驾”并不是一个新的需求，而是与地方酒局文化、人情关系紧密绑定。近些年，随着代驾业务的平台化普及，“叫代驾”的费用明显下降，不再是“酒场老板的专属”。而这些代驾订单的集中生产地——酒店、KTV、酒吧、美食街等消费场所——则成为各个代驾平台的必争之地。因此，利用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与酒水消费场所搞好关系，成为各家代驾平台的重要业务拓展面向。相较于大平台，地方平台的负责人的在地优势更加凸显。他们想办法与餐厅的老板们签订合同，承包他们的代驾业务。中国的酒局往往不仅是个人消费行为，而且是一个关系消费的场景，代驾消费也因此会延伸至酒局参与者的关系网络中。“你在酒吧喝完了，就有小哥带你去找代驾，那都是M平台的，他们包场了”。在这样的圈地扩张中，M平台的师傅们反复出现在代驾消费者的视野中，直至催生消费黏性。
平台加入市场竞争的过程不仅是烧钱大战，更是关系大战。不同于大型平台的客场作战，地方平台的发展会充分借助自身的主场优势。C平台是一家规模不大的公司，负责人在介绍其扩张经验时说，“要去搞关系搞合作，我老公的人脉或者是说一些相处之事，会比较得到别人认可，这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在此过程中，组织者将个人关系资本纳入业务扩张的过程中，其个人的关系资本也被转化为平台的品牌价值。在地方的情理社会中，这种关系的赋能使得小平台能够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获得向上发展的可能（翟学伟，2004）。如Frey 和 Van de Rijt（2016）所说的那样，拥有相同可信任度的卖家在最开始被买家随机选择，有的卖家通过最初的几轮交易建立了声誉，这种声誉优势在随后的交易中被强化，使得这些优势卖家在后续交易中得以被重复选择。地方代驾平台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地方社会代驾消费者的习惯性选择。而主流平台在进入这些地方场域时，往往会因为地方关系的缺失导致业务开展受阻。D平台在进入某县域市场时就曾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很难像这些小公司的老板一样有那么多关系，我一个城市经理也管不了这么多”。
在经历了“圈地”与“关系转化”之后，一些地方平台被淘汰，剩下的平台则依靠自己的市场占有率维持经营。随着平台业务量不断扩展，一些地方平台仅靠包场和地方关系维系，已经无法“喂饱”日益庞大的司机规模，同时用户增量也出现较大压力。面对主流平台下沉带来的压力，一些地方的代驾平台开始谋求优势的转化，即通过拓展横向业务来避免同大型平台直接竞争。这种横向发展的策略，主要是依托平台现有的技术、客户和司机资源，实现新的市场增长点。C平台的负责人介绍说，“未来想做汽车服务，停车、洗车这些业务，我们也有做租车平台，都在尝试”。另一些地方平台则选择更加下沉的市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据介绍，H平台的创始人从Y平台出来后选择单干，由于不想与同类平台开展大面积“厮杀”，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周围县乡地区，“你不重视的我反而去打，我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我先把外围打下来，再慢慢推广起来”。这种以退为进的经营策略，一方面避免与大平台进行不可承受的烧钱大战，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退入乡土社会重新利用人情关系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自己赋能，因为“在镇上招人很便宜”。
平台内嵌着规范、价值和意识形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陈龙，2023），主流商业平台扩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垄断市场、全球化、去地方性等特征使得其末端发展不得不依托中介的、非直接的管理方式来打造自身的“免疫策略”（Van Doorn，2017）。而地方平台则没有这一顾虑，地方性的优势使他们在其中如鱼得水，这也就是所谓资本下乡的“内外有别”（徐宗阳，2022：210）。走向乡土社会，不仅是对地方社会资源的征用，更是对地方关系和社群资源的再转化。平台化和在地感意识的重塑从来都是双向的，小平台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在加入平台资本市场的竞争过程中，展现了自身的优势和韧性，成为对抗“单一平台化逻辑”的工具和武器。在田野过程中，不止一个当地居民对我们说，“在泉州，叫代驾我们一般不说‘叫个代驾’，而是说‘叫个Y’”！这种在平台使用中培育出来的依赖感，通过“移情”培养出一种与本地情境相认同的“地方性”，可能是地方平台发展过程所带来的意想不到而又意蕴深远的影响。
通过展现代驾平台与地方社会的交互对话，本文从实证的视角开辟了一个重新思考平台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并以此拓宽我们对于“平台化”这一概念的逻辑想象。以地方的代驾小平台为例，它们的技术系统搭建、劳动过程组织和市场竞争策略充分展现了我国自下而上萌发的地方平台生存之道。有趣的是，代驾小平台的平台化过程，既非对主流商业平台的模式复制，也不是西方语境下的“另类平台”发展，而是一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扎根地方社会的平台运行方式。这些地方平台在发展过程中，明确地表现出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但是在达成其商业目标的过程中，又凸显出与主流商业平台的不同——它们通过简化、创新在地化的技术系统关联起地方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并在劳动组织与市场竞争中充分动员、征用、改造在地的社会与文化资源来对抗大型平台资本对市场的挤压。
本文尝试用“在地平台化”（localised platformisation）这一概念来描述这一深具地方特色的平台化进程（见图1）。在既往平台研究中，技术、资本与国家的多层次互动始终是核心且关键的分析环节，这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的监控（丁未，2021）、国家的建制外包（Liu，2024：9-11）以及资本的关联属性（孙萍，2023）等。大平台对于社会资源的垄断和规则的再生产，使其成为新的社会权力中心，并对未来社会的权力形态产生深远影响（刘金河，2022）。而“在地平台化”的模式恰恰是对此种自上而下的、主导性的平台化模式的拓展与补充。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平台并未完全依托智能技术来实现管理和控制，也未能通过积攒风投资本和国家政策支持来彰显自身的合法性，它们的生存之道，是通过动员在地资源和默会知识，与在地关系深度捆绑，来实现自身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转化。“在地平台化”深嵌于一个地方的劳动文化、风俗习惯、历史发展之中，虽然具体到某个地方，“在地平台化”的发展模式可能不同，但它以自身的情境化和开放性补充了我们对于平台化的想象。
以往平台化研究的背后，似乎都暗含着一种技术资本的期待与焦虑，即平台化的达成不得不依靠不断升级的智能算法和多轮流转的全球资本，以此达成数字化无远弗届的触达与控制。而本文所展现的实证材料，让我们看到了超脱这一逻辑框架的可能性。一种传承自“山寨文化”的创业草根性、非系统性在中国广大的县域地区悄然展开，并展现出应对外来资本和技术的强劲韧性和生存活力。“在地平台化”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去垄断性的尝试，这种发展模式以简约的系统和灵活的组织形式带来了平台化发展的新路径，向我们展现了现代化组织模式与中国社会在地性的有效啮合。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资本逐利依然是当下平台发展模式的主导，地方小平台也不例外，它们的存续一方面带来了新的平台化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也衍生了基于此种经济模式的诸多矛盾与风险，甚至是新的不平等和剥削。“在地平台化”展现了多方权力结构在数字平台发展过程中的协商、妥协和杂糅，它并非一个线性发展的脉络，也绝非“横空出世”的全新经济模式，而是深深扎根于我国本土生态的政治社会脉络之中，这些面向值得在未来研究中持续进行讨论。
（孙萍 王从健 关一诺：《当“小平台”遇见“大资本”：对在地平台化、技术与劳动的再反思》，2024年第12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
